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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 01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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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眼发现 | 2017年中国各地政府有关支持区块链发展的政策文件梳理

作者:邱祥宇

转载于:巴比特

本文遵守CC授权,不得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转载请注明并注明出处。

 

自2016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及2016年12月区块链首次被作为战略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写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以来,区块链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有关区块链的政策指导意见及通知文件。

区块链政策汇总
据巴比特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11月底,国内共有浙江、江苏、贵州、福建、广东、山东、江西、内蒙古、重庆等9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就区块链发布了指导意见,多个省份甚至将区块链列入本省“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另外,国务院在今年发布的4个文件中提及区块链。

各省出台区块链数量1

从文件发布的数量上看,浙江、江苏、贵州三省最多,数量分别是5、4、3。

从支持力度上看,贵州贵阳、浙江杭州、山东青岛、广东深圳、重庆四地将区块链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并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扶持文件。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大部分人将北京、上海列为中国区块链发展的第一梯队,但是二者却并未就区块链发展出台明确的政策文件。

区块链政策总文件

以下是我国各地区区块链政策文件梳理:

浙江

浙江是国内最早重视区块链技术的省份,2016年1月,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参加海归学子创新创业座谈会上指出,“希望浙江成为全国区块链技术开发应用高地”。2017年4月,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2017全球区块链金融(杭州)峰会,这是2017年国内政府层面联合主办的最高规格的区块链峰会。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在会上表示,“杭州作为全国第十个GDP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的规划建设,打造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钱塘江金融港湾的规划建设,必将为区块链产业提供养分丰厚的创新发展的土壤。”

区块链-浙江1

具体到政策文件,2016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浙江省政府较早提及区块链的政府文件,《意见》指出,为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构建财富管理产业链和新金融生态圈,打造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将加强产业和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区块链企业入驻。

在2017年,浙江省在多次政府文件中提及区块链,可见政府对区块链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杭州市正在成为中国区块链创新的高地,万向集团在今年5月宣布启动万向创新聚能城建设,这个斥资2000亿元、建设面积8.42平方公里、预计可容纳7万人的智能城市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区块链应用项目。依托浙江大学的科研实力,这里走出一大批区块链创新者,如趣链科技创始人李伟、云象区块链创始人黄步添、秘猿科技创始人谢晗剑等。杭州本地的区块链产业较为完善,如从事区块链专用芯片研发的嘉楠耘智,提供媒体资讯及社区服务的巴比特、提供数字资产钱包的imToken,企业级区块链方案提供商趣链、云象、秘猿科技等以及公链项目比原链等。另外,央行旗下中钞区块链研究院也在2017年9月落户杭州,研究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应用。

江苏

与浙江接壤的江苏是目前国内在政府文件中提及区块链最多的省份之一,2017年有4份政府文件提到了区块链。

2017年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下发《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三五”智慧南京发展规划的通知》,在发展目标中,《通知》提到,“智慧城市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区块链等一批新技术形成突破并实际应用。智慧产业位列全国第一方阵。”这是南京市政府工作文件中较早提及区块链的一份文件。

区块链-江苏1

在此后的3月、6月和7月,南京市政府陆续下发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十三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信委关于南京市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政府关于加快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均有提及区块链技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江苏当地区块链企业匮乏,江苏省除了无锡井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井通科技”)及江苏华信区块链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华信区块链”),鲜有知名从事区块链的公司。

贵州

贵阳市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区块链的地区,2017年2月,贵阳市市长刘文新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区块链技术与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大数据安全一起被视为贵阳市未来五年抢占大数据发展制高点三个重点突出方向之一。

区块链-贵州1

贵州从2016年年底开始正式探索区块链技术,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12月31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涉及的重大理论创新包括提出主权区块链、“绳网结构理论”以及“块数据”与“绳网结构”理论的融合。前贵阳市委书记陈刚(目前陈刚已经离任,现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市市长刘文新担任编委会主任。

贵阳发展区块链可以看作是在发展大数据基础上的顺势而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玉祥此前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表示,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贵阳大数据金融的发展,贵阳防控金融风险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仰仗区块链技术的成果。陈刚在《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也提到,区块链的“绳网结构”理论与贵阳提出的“块数据”理论高度契合,在加快大数据发展发展过程中,区块链的应用不仅仅局限在金融领域,它将与“块数据”一道在政用、商用、民用方面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应用价值。

2017年6月,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是对《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总体布局中有关要求的落实,支持和鼓励区块链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在贵阳入驻。《通知》共二十四条,从主体支持、平台支持、创新支持、金融支持、人才支持等方面详细列举了对符合要求的区块链企业、机构及个人的奖励政策。其中,在主板上市的区块链企业会获得1000万元的奖励。

根据《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总体架构和试点启动安排,在2017年,推进主权区块链在首批12个场景的试点应用。

政用领域包括: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数据铁笼监管、互联网金融监管3个场景;

民用领域包括:精准扶贫、个人数据服务中心、个人医疗健康数据、智慧出行4个场景;

商用领域包括:票据、小微企业信用认证、数据交易与数据资产流通、供应链管理与供应链金融、货运物流5个场景。

截至2017年11月底,上述12个领域已经付诸行动的有:

区块链-贵州2

广东

广东省政府对区块链开始重视可以追溯到2016年,2016年12月26日,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在《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部署广东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中提到,“积极承接建设重大科技项目,发展嵌入式技术和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集成电路、物联网、区块链、干细胞、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

但是一直到2017年10月之前,广东并没有出台针对区块链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缺乏明确的顶层政策指导,广东各地区政府对区块链发展一度呈现各自为战的态势。比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的深圳,比较重视金融创新,所以深圳发展区块链的思路是将其视为金融科技的一部分,比如在深圳市金融办2016年11月发布的《深圳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探索。”2017年9月,深圳市下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金融创新,设立金融科技(Fintech)专项奖,“重点奖励在区块链、数字货币、金融大数据运用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年度奖励额度控制在600万元以内。”

区块链-广东1

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主要以广州开发区为主要依托,先是在2017年7月成立了广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拿下了广东省首家区块链协会的头牌。而后在2017年10月落地区块链创新基地,初步构建“一基地四平台”的区块链产业布局。另外,广州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正在加快制定《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区块链产业发展办法》,据多家媒体报道,该项产业发展办法针对培育、成长、应用以及技术、平台、金融等多个环节给予重点扶持,是目前国内支持力度最大、模式突破最强的区块链扶持政策,不过这一本应在10月底发布的政策文件截止到11月底仍未发布

广东部分区块链项目:

区块链-广东2

山东

2017年6月,山东省市北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意见(实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目的是加强区块链理论研究和底层技术的突破创新,力争到2020年,形成一套区块链可视化标准,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应用模板,引进和培育一批区块链创新企业,造就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建立一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建设立足青岛、面向全国的区块链产业高地、区块链+创新应用基地——“链湾”。

在政策扶持力度上,设立区块链产业发展年度专项资金,连续执行五年。此外加强金融资本支持,建立引导基金、政策担保、区块链发展投资基金,完善和健全区块链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政策。《意见》同时提出,要在市北区建设区块链产业孵化平台、区块链应用测试平台、区块链专项教育培训平台和区块链资格认证平台。

江西

2017年9月,江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江西省“十三五”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规划的通知》,鼓励发展区块链技术、可信时间戳认定等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应用于金融业务场景。

目前,南昌市成立了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发中心、赣州建立了区块链金融产业沙盒园。

内蒙古

“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矿藏”是对内蒙古资源优势的集中概括,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和发展区块链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比特币挖矿需要大量的电力资源支撑,而内蒙丰富的火电和风电资源正是很多矿工选择在这里建立矿场的重要原因。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经济开发区坐落着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矿场,据报道,当地矿场一个小时的用电量是40MW,相当于1.2万个家庭同期的用电量。

2017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2017年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到,“加强数据感知、数据传输、计算处理、基础软件、可视化展现、区块链及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推动建设一批大数据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应用中心。”这可以看作是当地政府对区块链的支持,但是目前内蒙古从事区块链的企业很多是以云计算的名义报批的,并不对外宣称是从事比特币挖矿的企业,如内蒙古毅航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内蒙古比银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中国比较知名的比特币矿场。

重庆

2017年11月,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培育及创新应用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庆市将打造2-5个区块链产业基地,引进和培育区块链国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10家以上、有核心技术或成长型的区块链企业50家以上,引进和培育区块链中高级人才500名以上,努力将重庆市建成国内重要的区块链产业高地和创新应用基地。

目前,渝中区成立了重庆市首个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

北京

北京政府机构文件中较早提及区块链的是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2016年8月发布的《北京市金融工作局2016年度绩效任务》,文件中提到,“为推进北京市金融发展环境建设,推动设立了中关村区块链联盟。”2016年12月,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将区块链归为互联网金融的一项技术。如文件中第五条: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发掘产业发展新业态,里面提到,“鼓励发展区块链技术、可信时间戳认定等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

2017年9月,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等联合下发《关于构建首都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再次提到区块链,如第十条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科技中,“发展基于区块链的绿色金融信息基础设施,提高绿色金融项目安全保障水平。”

尽管北京迄今尚未出台针对区块链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但是并不妨碍北京本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据《乌镇智库》统计,北京目前是全国从事区块链技术创业公司最多的地方,超过40家,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

上海

作为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市对金融业发展秉承友好的态度,政府有关部门对区块链技术也表达了积极的兴趣,如上海黄浦区区长杲云在“第七届上海新金融年会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表示,“将积极探索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在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应用”。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上海)揭牌成立仪式上表示,“我们成立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呼吁要法规先行。有可能上海金融界和法律界可以做一些尝试,我们先制定一些规则,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上海市政府工作文件中较早提及区块链的是2017年3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2017年宝山区金融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于宝山区2017年金融服务工作要点中第一点:安排的强化金融服务实体功能,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内涵,提到“跟踪服务庙行区块链孵化基地建设和淞南上海互联网金融评价中心建设”,这里的“庙行区块链孵化基地”指的是2016年11月,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与上海智力产业园达成合作,共同创建的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上海协同创新中心。

2017年4月,为引导、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区块链技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切实保护社会公众权益制定本规则,主管部门为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的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区块链技术应用自律规则》,这是国内首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区块链自律规则。

目前上海成立的区块链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

小结

从目前各省政府对区块链的态度看,贵州省发展区块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依托大数据产业优势,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纲领性文件,为其他地区制定政策提供了借鉴。不过陈刚被调任到河北雄安新区,贵阳还能否继续保持在区块链的先发优势值得进一步观察。

一些地区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及区块链技术,看起来事无巨细,但落实没有跟上,比如江苏省、福建省。一些地区虽然在文件并未提及区块链,但是区块链产业发展势头较好,比如北京和上海。

不可否认的是,区块链技术正受到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视,更多的细化政策扶持文件料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陆续下发,推动我国的区块链技术向前迈进。

  • 十一 22 / 201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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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眼发现 | 共识算法的比较:Casper vs Tendermint

作者:Chjango Unchained

原文:Consensus Compare: Casper vs. Tendermint

转载于:简书

译者:许莉

校对:郭光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权益证明的漫漫长路

权益证明的定义可以查看理解权益证明

1982年,拜占庭将军问题首次被Lamport,Shostak和Pease提出。Cosmos的Ethan Buchman这样描述它:”这是一个在可妥协的通信网络中实现分布式协议的问题,也就是在不可靠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可靠的系统的问题“。从1982年到1999年,都没有人能够创造一个可以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系统。长久以来,拜占庭将军问题与计算都是无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互联网演进出基于云的中央中心化计算模式,所需要解决的只是容错问题。

所以,故障容错算法得到普及,例如1998年发明的Paxos算法和2013年发明的Raft算法被广泛的应用。而1999年发明的实用拜占庭容错(PBFT)却没有被学术界之外采用。直到2008年,中本聪将网络规模级别的分布式拜占庭容错(BFT)算法设计到区块链方案中,才使拜占庭容错得到推广。当这种原型出现之后,系统研究界的人都开始围绕将学术界“奇物”应用到真实世界而去构思各种想法。

在2011年,BitcoinTalk论坛对一个叫做权益证明(PoS)的概念组织了一场讨论。最初的PoS协议例如点点币,实现结果的并不理想。第一个真正提出将BFT研究应用到PoS公有区块链环境中是Jae Kwon,他在2014年创造了Tendermint。

在当时,PoS研究做出了很大的假设:假设系统中的一系列对等节点都是静态的,并且在长时间内都是稳定的。在区块链环境中完全是不现实的。 Jae Kwon的重大突破是使Tendermint能够使用区块,哈希链接,动态验证器集合和循环的领导者选举来将BFT研究适应复制状态机(区块链)的领域。

在Tendermint环境中,出现了大量的共识算法(Honeybadger, Ouroboros, Tezos, Casper),它们都包含了BTF研究的元素以及在区块链上其他模块观察的元素。

为权益证明做的所有研究都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在不耗尽物质稀缺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达到工作量证明(PoW)的安全级别吗?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PoS的投票权以链上货币计价而不是计算力计价。区块链的POS共识问题比可扩展性更被广泛讨论,运行PoW挖矿的高开销成本以及环境外部性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刺激了大量资源涌入PoS安全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加密货币中使用了权益证明的三个主要PoS协议的特性:由Vlad Zamfir带领研究的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CTFG)和由Vitalik Buterin带领研究Casper the Friendly Finality Gadget(CFFG)以及Jae Kwon带领研究的Tendermint

权益证明的陷阱

无利害关系

起初,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来描述权益证明的一般陷阱,无利害关系就在这时被提出。Jae Kwon 2014年5月以“错误选择谬论”的不幸名字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在2014年7月Vitalik把比特币开发者所描述的确切定义的问题普及推广为“无利害关系”。问题呈现出此情况:验证者通过在给定高度为多个有冲突的区块投票可以有效的破坏安全性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简单的PoS实现对于这些攻击而言是非常脆弱的。灾难性的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激励来鼓励大家永远集中在一个独一的链上,并且每次激励都要同时在相互冲突的链条上进行重复签名,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区块奖励,在经济上最优的策略就变成了尽可能的在多个分杈上进行投票。下面这张图就展示了:

在简单的PoS设计中竞争链上的期待投票数高于单一链上期待的投票数

在工作量证明中,对于在多个链上进行挖矿的矿工“惩罚”是他们必须分开他们的计算力(非常稀缺的资源)。在现代非简并的PoS设计中,这种成本必须嵌入到协议里面以此模仿物理PoW挖矿的限制。

Vitalik Buterin在2014年1月引入的“slasher”概念或协议内惩罚可以减轻这个攻击。Jae Kwon在同一年进一步推算了此方法,这是实现Tendermint共识协议的第一个迭代进展。苛刻以及允许这种惩罚的条件,对于所有的非简并BFT协议都是有帮助的,甚至在本文中出现的三种共识都采用了。

远程攻击

远程攻击来源于用户不得不撤回保证金的权利。这就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攻击者可以从任意长度的距离建立一个分杈而不用担心被削减。一旦保证金被解除绑定,激励不从某个高度区块前进行长距离投票就被取消了。换句话说,当超过2/3的验证者解除了绑定,那么他们就可以恶意的创造包含之前验证者集的第二条链,这可能导致任意的交易。

对于权益证明协议这是相当致命的,因为安全模型必然是“主观”的。当参与网络要求大量的社会信息,那么这个安全模型就会被称为是“主观的”。一个新节点加入网络之后,对于当前网络的状态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的决策是基于主观信息的,即社会声誉。在相反面,工作量证明的安全模型必然是“客观的”,因为当前网络状态总是工作量最多的那个状态,新节点对于网络状态的结论总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决策是基于客观信息。

PoS的远程攻击在弱主观性模型下进行了纠正,这要求接入到网络中的后续新节点:

  • 当前必须是被绑定的。只相信当前有保证金的验证节点
  • 解除绑定保证金必须要经过一个”解冻”期。解除绑定之后,代币需要数周到数月的“解冻”时间,用以实现“同步性”前提(即延迟的消息)
  • 禁止在N个块之前恢复,其中N是保证金的长度。 这个规则使任何长程分杈无效。
  • 可选择的将验证者集存放在PoW的链上

Casper(s)和Tendermint采用一种简单的锁定机制(“Tendermint”中俗称“冻结”)来锁定股权一段时间(几周到几个月后“解冻”),以防止任何恶意联合验证者 违反安全。在CFFG算法中,一个分杈选择规则永远只能修改最终块之后的块阻止了远程攻击。通过使用时间戳,在CFFG中的长距离分叉试图修改比最终块还要更早的块的时候会被协议直接忽略掉。

卡特尔形式

第三,最后的障碍是面临任意价值的任何经济形式都将面对一个真正的寡头垄断问题,就算本土加密货币也不例外。

“加密货币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中,挖矿算力也是一样。寡头垄断竞争是很多现实市场的常态。少数相对富有的验证者之间的协调比多数相对贫穷验证者之间的协调要容易的多。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卡特尔形式是完全被预料到的。”
——Vlad Zamfir,Casper的历史第4章节

Tendermint依靠额外协议管理方法来与寡头垄断验证者进行对抗。虽然在审查制度方面没有任何协议措施,但依靠带外社会信息解决卡特尔形成,其中的基本原理是:用户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卡特尔的形成,社会上也会对此到处八卦,然后放弃或者投票重新组织受到攻击的区块链。

到目前为止,Vlad的Casper协议是唯一一个明确使用共识内审查激励来打击卡特尔形式一种模式。

概述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权益证明的算法,但是权益证明设计的两个主要原理是基于链的PoS和基于拜占庭容错(BFT)的PoS。Tendermint是基于拜占庭容错的PoS设计,CTFG是基于链的PoS设计,而CFFG则混合了两者。

计算机科学中的CAP理论返回在分布式数据系统中提供超过2/3担保的不可能性:可用性、一致性、分区容错。基于链的PoS算法倾向于选择可用性高的而不选择一致性高的,因为可用性高意味着所有的交易都能被处理,不过要以牺牲整个网络中一致性状态复制为代价。基于BFT的却相反,会倾向于选择高一致性。

基于BTF的权益证明

拜占庭容错共识算法源于30多年的丰富研究。Tendermint(2014)是Castro和Liskov在1999年引入的实用拜占庭容错(PBFT)算法的第一个PoS的改编版。基于BFT的PoS协议伪随机的安排一个验证者在多轮投票的过程中提出一个区块。但是,提交和最终化区块取决于大多数——所有验证者中2/3的验证者在提交的区块中签名。在区块最终化之前可能需要进行几轮(译者注:这种多轮投票和现实世界的波尔卡舞蹈类似, 这也是polkadot 名字的由来)签名。BFT系统只能容错1/3的失败,其中失败包括故障或是恶意的攻击。

Tendermint核心

Tendermint主要包含两个主要的技术:区块链共识引擎和通用的应用接口。共识引擎被称为Tendermint核心模块,确保相同的交易在每个机器中都按照相同的顺序被记录下来。应用接口被称为应用区块链接口(ABCI),让交易可以被任何编程语言编写的程序处理。
在核心模块中,Tendermint基于循环投票机制进行工作,这也是共识协议的原理。一个回合被分成3个处理步骤:验证者提出一个块、发送提交意图、签名后提交一个新区块。这种机制为原子广播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状态复制机,增加了一个责任层——安全故障可以完全归结于Tendermint。

Tendermint共识算法从验证者集开始。验证者们都维护了一份区块链的全拷贝,并且可以用公钥来识别验证者的身份。在每个新的块高度他们轮流的提出一个区块。每轮投票都只有一个验证者可以提出块,并且要用验证者相应的私钥对此进行签名,这样的话如果有错误发生就可以找到为此负责的验证者。然后剩下的验证者就需要对每个提议都进行投票,投票都需要用自己的私钥进行签名。这些组成一个回合。不过可能因为网络的异步需要好几个回合才能提交一个新块。

验证者提交块的时候由于几种原因可能会失败:当前的提议可能下线了,或者网络可能遇到了延迟。Tendermint允许验证者可以被跳过(就是轮到一个验证者出块的时候但是此验证者没出块)。验证者在移到下一轮投票之前等待一小段时间来接收提议者(此轮出块的验证者)提出的整个区块。这种对超时的依赖让Tendermint成为一个弱同步协议,而不是一个异步协议。不过,剩下的协议是异步的,并且验证者只有在接收到了超过2/3的验证者集消息时才会进行处理事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Tendermint需要大多数的验证者可以100%正常运行,如果1/3或更多的验证者离线或脱机,网路就会停止运行了。

假设少于1/3的验证者是拜占庭,Tendermint保证安全永远不会被破坏——也就是,验证者(2/3以上)永远不会在同一个高度提交冲突的区块。因此,基于Temdermint的区块链永远不会分叉。

目前为止,Tendermint的设计决策确实是把安全性和不可改变性地位放在了灵活性之上。在现实世界上有相当高的可能性是,系统真的会停止运行,参与者将会需要在协议外组织在某种软件上更新后重启系统。

在数字加密货币社区中只有少数人理解 Casper以及为什么它很有价值的时候,Tendermint就为Casper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洞察力就是:如果一个链的本身是高度容错的,那么你就可以依赖链来对于谁来生产区块做出一个好的决定,但是如果链的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么你就陷入了鸡和鸡蛋的问题中去了,这也是之前所有其他共识算法的灭顶之灾。

这个设计决策被认为不如可用性优先的协议例如以太坊和比特币。比特币中的权衡是:如果它的网络被分裂了,比特币在各种攻击的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安全保证。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可修改理论,也就是你的置信区间是100%的时候,那么你跟随的就是一条正确的链,你会使用这条链来选择谁来生产下个区块,但是一旦你转移到一条不安全的链上之后,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径让你回到正确的链上。

Tendermint的明确属性

  • 可证明的活跃性
  • 安全阈值:1/3的验证者
  • 公有/私有链相容
  • 即时的最终确定性:1-3秒,取决于验证者数量
  • 一致性优先
  • 在弱同步性网络的共识安全

基于链的权益证明

基于链的权益证明模仿了工作量证明共识算法,在此权益证明中协议让伪随机选择出来的验证者产生一个新块,新块是哈希连接(包含上个块的哈希值)到前一个最长链的父区块上。基于链的PoS非常依赖同步的网络,通常优先考虑可用性而非一致性。Casper(s)对于倾向于活跃性而非安全性环境而言,它就是Tendermint核心思想的一个改编。

CFFG

CTFG是一个明确的PoS构造,但是CFFG是一个覆盖在已存在的以太坊PoW提议机制上的PoS——融合了PoW和PoS两者,由Vitalik Buterin带领实现。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PoW共识协议都不会做“最终”决定,并且区块可能会潜在的被重新组织到一些过去区块高度。当区块没有机会再被修改的时候才能称为“最终确定”的。因为工作量证明没有提供这样的修改保证,所以它被认为是共识不安全的。相反,当我们持续加长链的时候区块的最终确定性概率也越来越高。为了为以太坊区块链增加想要的最终确定性和51%的攻击阻力,CFFG实现的逻辑就完美的提供了这种效果。

CFFG将通过多个步骤推出,以保守的方式将以太坊的PoW安全模式逐渐过渡到PoS安全模式。Casper的第一个迭代将会是实现这里讨论的混合PoW/PoS协议,Casper的最后一个迭代很有可能吸取CFFG和CTFG的教训,朝着一个完整的PoS协议发展。

CFFG是基于链的PoS和基于BFT的PoS的之间的混合体,因为它吸取了两者的思想。它的模块化覆盖设计让现在的PoW链的更新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它对于将系统升级到完全不同的共识模式而言是一种更保守的方法。

Casper的应用逻辑存在于智能合约的内部。要想在Casper中成为验证者,必须要有ETH并且要将ETH存储到Casper智能合约中作为杠杆的权益。在Casper第一次迭代中区块提议的机制会被保留:它依然使用Nakamoto PoW共识,矿工可以创建区块。不过为了最终化区块,Casper的PoS覆盖掌握控制权,并且拥有自己的验证者在PoW矿工之后进行投票。

Casper的PoS共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检查点(checkpoints)。Casper在50区块增量的时候评估最终确定性就称之为检查点,每50个块片段就称之为周期(epoch)。通过验证者在每个周期发送投票消息时触发这个处理过程。

在一个周期前最终化检查点需要2个周期才能完成,也就是需要两轮投票。例如,当超过2/3的验证者(也就是大多数)给一个检查点c投票了,那么就说这个检查点已经被”审判”了。下一个周期,当大多数人给检查点c投票了,会发生两件事情:c变成了被审判的并且c已经最终化了。c这个周期也就代表着最后一个最终化的周期(LFE)。

回顾一下,一个区块最终化需要两个条件:

  • 大多数(超过2/3)验证者在周期1的时候给区块1进行了投票,因此审判了区块1
  • 大多数(超过2/3)验证者在周期2的时候给区块2进行了投票,区块2是区块1的子区块,因此在周期2的时候最终化了区块1

在理想执行中,一个区块的最终化是按照下面的步骤的:

区块1的2/3投票→审判区块1→2/3投票区块2→最终化区块1

  • 其中区块2是区块1的子区块

当一个检查点被最终化之后验证者就会得到报酬。不过,如果有两个最终化的检查点在相同高度上分杈时,那么就破坏了安全性,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消减的条件,最少1/3的保证金将会被消减掉。当安全性被破坏的时候可以将错误归因的证据当作交易广播给PoW的矿工。然后PoW就将这个证据交易组成一个区块来进行挖矿,提交了这个证据的验证者会得到查找者的费用。当此事发生的时候,签署了在冲突区块的有罪验证者将会在两条链上被消减掉。

现在如果一个矿工进行蛮力攻击,那么会发生什么?现在Casper的最终化区块链可以防止PoW的攻击者,就算是51%或者更多的计算力重写最新检查点之外的历史也会被阻止。因此,Casper协议提供了安全。不像CTFG,因为CFFG就是不同提议机制上的一层覆盖,Casper不能确保活跃性,因为活跃性是取决于提议机制的。

验证者是被激励着集合在权威链上的,因为如果他们持续在不同的链上进行投票将会受到惩罚。slasher 2.0的形成让验证者不仅仅会为双重投票而受罚也要为在不正确的链上进行投票而受到惩罚。不过这也造成了一个“泄气”的窘境,因为验证者担心如果出现一个分杈而自己不确定到底哪个才是权威的,然后投错票之后被消减所以选择退出投票。

CFFG的明确属性

  • 最终化:超过20分钟最终化。每隔50块(一个周期)就最终化一次区块,防止PoW挖矿暴利攻击
  • 共识安全性
  • 可证明的活跃性
  • 优先可用性

CTFG

CTFG是Vlad Zamfir的正确构造(CBC)共识协议专用于对抗寡头垄断的真实世界的环境。CTFG是工作量证明中GHOS或GHOST协议的PoS改编版,用于其分杈选择规则。CTFG背后的指导设计原则是基于加密经济学的,使用旨在实现评估安全的正规方法。与前面详细说明的CFFG混合协议不同,CTFG是纯粹的权益证明的概念。

“Casper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简单的‘友好的幽灵’,它对于PoS而言是GHOST的改编,完善的激励让卡特尔‘友善地’变成‘非卡特尔’的验证者。”

——Vlad Zamfir,Casper的历史第5章

与工作量证明类似,CTFG会为一致性和可用性进行权衡。特别,在区块没有被最终化的时候,随着在链中的深度越深的它们就会越安全。CTFG与CFFG有一点相似,链头部的处理总是比区块最终化的处理要快很多。

Casper的PoS提议机制与Tendermint提议机制最大的区别是相比较伪随机选择领导者,前者的验证者可以基于自己见到的块提出块。

Casper提供的一个独特功能是参数化安全阈值。与比特币中使用6个确认来确定一个经济最终状态类似,CTFG中的“评估安全”提供了一个验证者可以有一个与其他验证者不同的安全阈值功能。Casper的设计目标是在网络维持PoS低开销的时候能够允许验证者选择自己的容错阈值。

Casper对Tendermint的核心优势在于网络随时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验证者。因为Tendermint中的区块在创建的时候需要最终化,所以区块的确认时间应该短一点。为了达到短区块时间,Tendermint PoS能够容纳的验证者数量就需要有个限制。由于CTFG和CFFG到在区块创建的时候都不需要安全性,所以以太坊网络相对于cosmos容纳100个验证者来说,可以容纳验证者的数量会更加的多一点。

CTFG的明确属性

  • 可用性。Casper的节点在它们达成共识之前可以块分杈
  • 异步安全性
  • 生存。Casper的决策可以在部分同步中存活,但是不能在异步中存活
  • 卡特尔阻力。Casper的整个前提是建立在抵制寡头垄断攻击者基础之上,因此不会有任何勾结的验证者可以超越协议
  • 安全性。取决于每个验证者的评估安全阈值

未来的工作

公链在产品上运行是一个比较新生的技术。在这个范例中到目前为止显示出不会腐败的唯一安全模型就是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的设计空间还非常的大,而且工程学上权衡的理解也远远不够,因为权益证明是一个研究前沿也没有足够的数据。不用多说,要达到一个最佳的PoS共识算法,我们还有很多未来工作需要完成。

Tendermint的一个改进可能是新的提出机制,或者将Tendermint的多轮投票过程压缩成一轮投票。

第二个未来工作的领域可能是利用更高级的加密技术让区块头的签名更小一点。因为我们是通过Cosmos来建立一个“区块链的互联网”,所以将轻客户端证明从一条链上移到另一条链上就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使用更加高级的密码学将区块头的大小减少三十倍或者更多是非常有利的。目前,100验证者,Tendermint的区块头接近4KB,它们都是验证者的签名。我们可以使用高级的加密技术让100个签名从3.2KB减少到64字节。

还有一些优化p2p层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显著减少点对点需要最终化块的流量。在未来的工作中,不仅仅是压缩区块头中的数据量,还会减少发送到对端的数据量。这样的话,在Cosmos网络初始100个验证者的阈值之上,Tendermint还可以增加更大的验证者集。

  • 十 31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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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Tech

锐眼发现 | 后ICO时代:理性看待金融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与监管底线

作者:史广龙

转载自:腾讯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电子货币伴随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各国监管者对于数字货币的关注,同时,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迅速推广,监管层面如何应对这一态势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监管与治理:电子现金系统的发展瓶颈与区块链应用场景的嬗变与创新

(一)数字加密货币背后的电子现金系统陷入瓶颈

数字加密货币形成的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扩张步伐,在经历野蛮扩张之后,近期逐步陷入停滞。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与中央银行功能的发挥发生冲突,触及了金融监管的底线。 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影响物价稳定。数字加密货币的不断增长,实质上增加了货币供应的数量,将影响货币周转速度、现金的使用以及调节货币流动总量机制,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二是影响金融稳定。数字加密货币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它只有交换价值,没有使用价值。数字加密货币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它的影响力取决于活跃使用者的数量与愿意接受的商家数量,网络规模决定货币价值。随着数字加密货币与现实世界联系的增强,可能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三是影响支付系统稳定。数字加密货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可能冲击现有支付系统的稳定。

有鉴于此,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对非法定数字加密货币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纷纷否定其法币地位,甚至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监管的介入直接导致非法定数字加密货币使用规模的扩张进入瓶颈期。

同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探讨甚至实施法定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计划。 2015年厄瓜多尔率先推出法定数字加密货币,希冀能减少发行成本及增加便利性,让偏远地区无法拥有银行资源的民众也能通过数字化平台,获得金融服务。突尼斯也根据区块链的技术发行法定数字加密货币,除了让国民通过数字货币买卖商品,还能缴付水电费账单等,结合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的特性,将交易纪录记载于区块链中,方便管理。在部分主权国家范围内,出现了法定加密数字货币逐步替代比特币的趋势。

(二)区块链在跨境支付结算领域可能形成突破

当前跨境支付结算格局的形成与中央银行的权力边界密切相关。中央银行只能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跨境支付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除非基于主权国家间的协议,中央银行对于支付结算系统的规划,难以延展至境外。由于支付结算系统涉及主权国家的金融安全,全球范围内的公约始终无法订立。跨境支付结算企业只能基于各国碎片化的监管规则,在各国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容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 这导致当前跨国支付结算机制存在以下明显缺陷:

一是操作成本和费用高昂。 跨国支付结算依赖于各国银行的广泛参与,价值链条上涉及的节点多,导致多次收费。同时,在这一价值链条上,各国银行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造成跨境支付结算费用高昂。

二是安全性和便利性差。 跨境支付清算依赖各国当地银行的参与,支付方必须准确无误的填写银行账户和汇款路径代码,并且只有在银行工作时间才能实际处理交易,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客户体验。

三是结算流程缓慢而效率低。 支付结算流程涉及包括各国参与银行在内的多个主体,整个链条上任何一方的拖延,都可能降低支付结算效率,导致在途资金占用量大,影响金融机构客户的资金使用效率。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跨境支付结算,通过智能合约直接连通付款方银行与接收方银行,就能够绕过中转银行,减少中转费用支出,不但可以实现全天候支付、实时到账,而且带来了提现简便,消灭了大量隐性成本,有助于降低跨境支付结算风险及满足跨境对跨境支付结算服务及时性、便捷性的需求。根据麦肯锡的测算,从全球范围看,区块链技术在B2B跨境支付与结算业务中的应用将可使每笔交易成本从约26美元下降到15美元。

(三)金融行业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场景创新

各国监管者虽然对非法定加密数字货币持非常明确的保留或者负面态度,但是并没有限制区块链技术在支付和其它金融领域的应用。这为传统支付机构运用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以及金融科技企业在支付领域的崛起创造了制度环境。

一是内部场景 : 传统支付机构的变革。虽然各支付机构采取的策略不同,但是纷纷加大力度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自身网络的完善之中,以此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

2015年11月,Visa欧洲联合实验室(Visa Europe Collab)与Epiphyte开始合作尝试将比特币区块链应用于跨境汇款,资金通过比特币区块链进行跨境流转,最终由Visa的网络设施收取。2016年7月,Visa欧洲联合实验室测试将初创公司SatoshiPay的技术运用于Visa银行卡支付网络,允许客户的Visa账户向SatoshiPay钱包进行自动小额付款。2016年9月,Visa欧洲联合实验室与BTL Group的合作项目已经开始测试通过智能合同提升银行间的境内和跨境支付活动效率。

除此之外,万事达、西联与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也都在尝试通过区块链技术完善现有的商业网络。其中,万事达与西联都是DIGital Currency Group的投资者。

二是外部场景: 金融科技企业的崛起。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变革为金融科技企业跨界提供支付服务创造了机遇,并开始挑战传统支付机构的行业地位。

成立于美国的Ripple为一家利用类区块链概念发展跨境结算的金融科技公司,它并没有采取与支付机构合作的模式,而是构建了一个没有中央节点的分布式支付网络,主要吸收商业银行加入合作,希望提供一个能取代SWIFT网络的跨境支付清算平台,打造全球统一网络金融传输协议。目前来看,Ripple的商业模式定位基本决定了它将逐渐演变为双方结算过程中可信赖的第三方,最终可能形成中心化而非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如果Ripple真的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它在商业模式上与SWIFT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仅仅是技术手段层面的分别。

但是,金融科技企业毕竟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便利蚕食传统支付机构的跨境交易市场份额。为了应对Ripple等金融科技企业的挑战,SWIFT召集占据全球75%跨境支付份额的73家大型银行探讨如何显著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透明度等客户体验。

二、底线与竞争: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应用的国际监管经验

(一)各国普 遍不认可非法 定加密数字货币的法币地位

美联储 主席耶伦在向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比特币作为创新性的支付工具,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并不属于美联储的监管对象,变相否定了比特币的法币地位。

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数字加密货币应属于“商品”,由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认为比特币在法律上应该被视为“商品”。美国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认为比特币并非是货币而是财产,其挖矿、买卖和使用行为均应进行纳税申报。

2014年 6 月 29 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数字货币合法化法案》(简称“AB-129法案”),新法案规定:“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没有政府的信用背书,其账户和价值不受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的保护。”加拿大政府政府财政部官员也指出加拿大不认可比特币的法币地位,加拿大政府将密切关注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

类似的, 欧洲央行认为,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不符合经济或者法律中对于“货币”的定义,它没有同时满足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储存、记账单位这三个条件。但是,加密数字货币可能会对中央银行功能的发挥产生影响。因此,欧洲央行认为其有义务设立机构监管加密数字货币,评估风险,审慎监管,保持金融系统完整性,防范其被用于非法用途。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与德国联邦财政部均认为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属于记账单位,可归入德国银行业法中的金融工具种类。由于加密数字货币可以基于双方之间的合同成为多方结算的手段,因此它可能替代法定货币。为了避免歧义,德国联邦金融局明确指出加密数字货币并非德国支付服务监管法意义上的法定货币。

法国中央银行(Banque de France)也申明加密数字货币并非该国法律承认的法定货币,不可以作为支付手段,它本身存在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市场投机、洗钱或者其他非法活动的工具。

丹麦金融监管机构(Finanstilsynet)认为比特币不属于法币,比特币相关交易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活动,比特币系统可以视为某种应纳税的电子服务。丹麦央行进一步指出,与黄金和白银相比,比特币并没有交易价值,比特币不受存款保险等本国法律机制的保障。

俄罗斯法律明确规定卢比为该国唯一法定货币,俄罗斯境内的一切金融交易必须采用卢比定价。据此,比特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如果双方在特定交易中使用加密数字货币而非卢比进行交易,无论是视其为外币或者外部担保手段都属于违法行为,并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日本金融服务厅(FSA)将比特币定义于“资产”或者“财产”,与美国联邦税务局的分类一致。

(二)监管机构不断加强非法定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

美国联邦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澄清非法定加密数字货币的本质,解决了法律适用问题,借用现有的法律框架监管虚拟货币产生的犯罪风险,防止虚拟货币的非法使用。相比之下,州政府的监管目的不局限于防范反洗钱风险,更加倾向于保护消费者与保障网络安全。这就要求通过完善监管规则,保障监管机构的执法权。

例如,2014年6月,加州通过了《数字货币合法化法案》(简称“AB-129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现行法律禁止在美国发行或流通所有不合法的货币,但并不禁止加密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其立法目的在于修改现行法律,以确保使用各种形式的替代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或汇款时不触犯法律。

2015年3月,在AB-129法案的基础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AB-1326法案,AB-1326法案在加州金融法下新增一个章节(Financial Code第11章),专门规范加密数字货币企业,明确了加密数字货币业务的基本监管框架:除非是银行法上的特许机构或者与买卖商品和服务有关,任何机构接受加密数字货币用于划拨或者划拨该货币,获取、存储、替人代管加密数字货币,从事加密数字货币零售兑换服务,以及控制和管理加密数字货币均需要获得许可证。

被许可人应该向消费者揭示加密数字货币风险,如币值波动、资产不保值等,并让消费者知悉向监管部门投诉的程序。每个获得许可的企业都必须建立并维护相关政策和程序,保障消费者投诉获得公平和及时的解决。

法案要求被许可人建立稳定高效的运营系统,采取技术保障措施,定期对系统进行压力测试。为了确保业务在法律法规框架内有序进行,法案要求被许可人应配合合规检查。如果发现被许可人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专员可以要求其改正,确保合法合规,或要求其停止不安全或者危害的作为,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暂停、撤销许可证,或将破产的被许可人交由破产管理。

德国 联邦金融监管局明确,单纯或偶尔从事比特币挖矿、支付活动并不需要取得监管部门的许可。但是如果从事为他人交易比特币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则应该根据德国银行业法取得许可。此原则亦适用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大规模比特币挖矿活动。

质言之,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商业性的比特币服务行业应受到金融监管,在具体方式上监管部门对不同的业态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是比特币交易经纪业务。根据德国法如果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购买和销售比特币,则构成典型的经纪业务,需要取得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的许可证。该种模式下,经纪业务背后的客户并不了解对手的真实身份。比特币经纪人根据客户指示的数量和价格购买或者出售比特币。

二是比特币平台业务。 如果比特币交易根据平台设计的规则重复进行,促成交易各方可以在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时完成比特币交易,监管部门就认为该平台具有面向大众的多边交易功能,并且此类比特币平台业务需要根据德国银行业法取得许可证。

三是比特币信息中介业务。 如果企业不直接参与比特币交易,而仅仅是提供信息平台,供交易双方了解对方拟交易的比特币数量或者价格,则经营比特币信息中介业务的企业应取得从事比特币居间商业务的许可证。四是自营交易。企业用可支配的资金以自己名义进行比特币交易,属于从事比特币自营交易的盈利活动,根据德国银行业法从业者亦应取得相应的许可证。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取得上述各类许可证从事比特币业务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履行有关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合规义务。

法国 中央银行认为从事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进行兑换的业务属于支付服务,此类业务必须获得审慎监管机构的授权并取得许可证。这一方面有利于降低比特币交易中的欺诈风险,同时也有助于督促经营主体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方面的合规要求。

日本 2016年5月通过了一项监管国内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的法案,要求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运营商在日本金融服务厅进行注册,并要求将法定货币、数字货币基金监管和管理分开,同时严格实施反洗钱法条例,落实了解你的客户规则。

俄罗斯 中央银行明确,俄罗斯境内的个人或者企业,无论是自己从事还是协助他人或者别的企业从事以比特币交易商品、服务、或者法定货币的行为,都被视为与洗钱或者恐怖融资相关的可疑活动,因此建议俄罗斯个人或者企业远离比特币交易。2017年10月中旬,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发布法定数字货币加密卢布“CryptoRuble”。

(三) 区块链监管的跨州跨国监管竞争加剧

尽管主要国家在非法定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态度上达成了最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觊觎金融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潜在商业价值,各国纷纷结合本土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在金融行业应用区块链技术领域,监管竞争最为激烈的当属美国联邦各州之间,以及放松管制著称的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

一是州际竞争。 在支付行业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监管方面,美国各州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监管制度最终与各州金融产业政策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竞争格局。例如,在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方面,加州法案构建了虚拟货币业务领域的审批体系,寻求在消费者保护与促进产业发展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障,另一方面为初创企业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

此外,立法者还设计了临时许可证制度,使得初创企业和服务少量消费者的小企业享有更低的门槛,具体表现为企业满足比较低的申请要求就可以从业,企业可以根据风险评估标准自行证明合规性等。

相反,纽约州作为大型金融机构的聚集地,监管政策就比较严苛,无论是监管范围、资质审核,还是获得执照后应持续满足的监管规定,对任何一个想要申请数字货币执照的企业来说,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满足监管要求。上述规定比较符合纽约州大型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一些小规模的初创企业在起步阶段如果选择在纽约州开展业务会遇到较大的困难。

二是跨国竞争。 欧盟成员国大多采取了类似欧洲央行的态度,审慎推定并密切关注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初步确定了最基本的监管规则。然而,英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业中心,对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一直采取相对柔和的监管措施,并没有通过官方途径对于比特币的性质作出明确界定,也没有对数字货币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英国这种“看看再说”的模式与欧洲大陆国家比较谨慎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体现了欧洲国家之间对于金融服务业的不同态度。

相对于以工业立国的德国和法国,英国有意识地希望成为欧洲范围内加密数字货币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中心,增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可以预见,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之后,很可能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态度。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地区效仿伦敦模式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于支付行业应用加密数字货币等区块链技术也采取了宽松模糊的监管策略,避免在金融服务业全球转移中处于监管竞争的劣势地位。

瑞士对加密数字货币以及其他区块链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应用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加密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与瑞士私人银行一贯遵循的保密原则相吻合。瑞士的银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尝试应用区块链技术,甚至政府层面也直接介入。

例如,以投资环境好和税收显著低的优势吸引全球对冲基金、大宗商品交易商入驻的楚格州,正全力打造区块链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当地政府率先允许市民以一定数额的比特币(不超过两百瑞士法郎)缴纳赋税,创造应用场景,吸引初创企业,被外界形象的称为“加密谷 (Crypto Valley) ”。

三、秩序与创新: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在金融行业应用的监管启示

(一)建立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监管制度框架体系

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文(简称“五部委通知”),确定了比特币的监管框架:

一是明确加密数字货币性质。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是,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

二是隔离正规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

三是加强平台监管。作为比特币主要交易平台的比特币互联网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同时,针对比特币具有较高的洗钱风险和被犯罪分子利用的风险,交易平台应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

五部委通知将比特币定义为商品而非法定货币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致,通过隔离正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与正规金融活动之间的防火墙,降低了随后比特币价格大幅波动时对正规金融服务的冲击。但是,通过部门规章规范比特币交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缺乏通过法律或者法规确定的准入门槛和与之配套的监管制度,导致具有商业性质的大规模比特币交易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监管部门只能通过约谈、风险提示、发布公告(如《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等柔性方式规范与非法定数字货币相关的发行或者交易行为,难以通过强有力的处罚机制约束和限制平台或者个体违规。

为此,有必要系统研究制定针对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监管制度,在扩大现有法律有关“证券”等概念范围,规范解决ICO问题的同时,明确界定非法定数字货币经纪业务、非法定数字货币平台业务、非法定数字货币信息中介业务和非法定数字货币自营业务,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设定准入门槛、业务规则并辅之以相应的监管和处罚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逐步建立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监管制度体系。

(二)尽快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与初步示范

有别于针对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采取的审慎态度,监管机构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央行必须推动发行数字货币,最大限度地提升支付交易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形态和运行框架等问题已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技术细节,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体系。

但是,考虑到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对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监管机构必须审慎择时,并在推出中国版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颁布与之配套的发行、流通、兑换和监管制度,形成完整的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框架,积极防范金融风险,为在极端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做好前期准备,留足央行进行直接市场干预的技术、规则与法律空间。否则,一旦发生超出央行控制范围(例如,跨国交易或海外交易)与能力的风险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同时,为了防范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影响,监管部门可以考虑与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进行技术和渠道方面的合作,构建稳固的监管沙盒,将法定数字货币应用于特定地区的特定领域,包括在工商、税务、交通等公共管理领域和煤气、供电、供水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接受数字货币进行线上支付,形成小范围、小领域的可控闭环。待初步试验成功之后,再逐步向外围推广。

(三)加强监管机构在金融业应用区块链上的国际协调

除了数字货币之外,区块链技术在银行、证券、保险和支付领域仍然有非常广泛的发展空间。为此,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通过组成投资团队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等方式(例如,囊括40多家大型国际银行与科技公司的R3 CEV开展区块链领域的深度合作),探索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商业应用,场景逐年递增,涉及跨境支付与结算、票据与供应链金融、证券发行与交易、客户征信与反欺诈等领域。

由于这些商业应用形式尚未大范围推广,在是否应出台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以及如何监管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结合形成的新型商业模式方面,各国监管机构短时间内不会表态,该策略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从根本上说,金融业应用区块链技术形成的新型交易结构是否能够取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当前中心化的商业模式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伦敦、新加坡、香港、瑞士等主要金融中心为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转移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这为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结合创造了监管新型商业模式的海外场景。

考虑到区块链技术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金融业可能在个别领域具有了初步挑战传统国际金融机构霸主地位的可能,监管部门可以尝试推动国有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跨境支付等领域,或者在一些新兴领域进行尝试,并借助于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储备,不断提高监管能力,积极推广监管科技(Regtech),降低金融机构应用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合规成本,提升中国金融服务业和金融科技在全球的竞争力。

(四)重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可能导致监管机构在某些业态下无从获取相关交易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监管真空,成为某些犯罪行为的孳生地。

近年来,与加密数字货币密切相关的黑市交易(例如,美国臭名昭著的“丝绸之路”)、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不断增加,犯罪分子利用区块链技术隐蔽性高、难以察觉的特点,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大规模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已经成为各国乃至国际刑事司法力量重点打击的对象。同时,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神秘性和复杂性,以及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交易价格在短短数年内的暴涨,也成为不法分子打着高科技和颠覆性的旗号,借助社交媒体进行非法集资和网络诈骗的新常态。

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考虑与公检法系统通力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技术与信息支持,合力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集资诈骗、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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